6月10日，深交所一纸问询令“光伏扶贫”第一股中利集团（002309.SZ）的百亿应收账款引发市场关注。
6月20日，中利集团回复问询称，公司约100亿应收账款相当一部分系因“光伏扶贫”造成的。多位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，中利集团的应收账款“窘境”，与光伏补贴及光伏扶贫政策的变化关系莫大。
而这并非光伏行业第一次遭遇政策调整下的“大降温”，但却是“光伏扶贫”项目遭遇的“寒流”。曾经引以为豪的创扶贫新模式“光伏扶贫”，给中利集团累积下30亿应收账款，占应收账款账面值约四成。
2018年3月26日出台的光伏扶贫政策，规定贫困县光伏扶贫项目不可举债建设。这一规定将此前“企业垫资——资产移交——政府以资产融资——向企业还款”的光伏产业扶贫项目资金链条突然中断，不少企业“叫苦不迭”。
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，继中利集团开创“光伏扶贫”模式后，多家上市公司也参与到“光伏扶贫”项目中，包括通威股份、海陆重工、露笑科技、正泰电器、协鑫集成等上市公司，近年来都承接了规模不等的“扶贫光伏电站EPC项目”，资金占用情况不一而同。
中利集团2017年、2018年应收账款余额均维持在90亿元以上的高水位，其中，2018年中利集团在总营收规模从194亿下降为167亿元的情况下，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变化却并不明显。
此前，交易所针对2018年年报年报问询，要求公司说明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保持较高水平的原因和合理性，并与同期营业收入降幅对比，分析说明存在差异的原因和合理性。
6月20日，中利集团回复的内容显示，造成营业收入与应收账款升降幅度不匹配的结构性影响，主要来自扶贫电站投建和回款不同步。
中利集团称，由于2017年公司切入扶贫电站建设领域，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上期有所增长。2017年，中利集团扶贫电站确认营业收入30.88 亿元，收入确认当年回款比例约为24%，次年回款比例约为36%；2018 年扶贫电站确认营业收入31.10亿元，收入确认当年回款比例约为33%，本期回款率高于上期回款。
由此，扶贫电站应收账款占收入比例从2017年的83.64%上升至2018年的117.84%。
2017年以来，中利集团合计投入扶贫电站建设资金62亿元，至2018年末，仍有36.65亿应收账款挂账，2018年，光伏扶贫电站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比重为18.59%，但该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，占全部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比例约40%。
第一财经记者也注意到，在光伏扶贫电站的会计核算方法上，上市公司的处理方法各有不同。比如中利集团将光伏扶贫电站EPC项目，按完工百分比法列入应收账款，而通威股份则列入“在建工程”（后期转固定资产）。
财务专业人士告诉记者，这是因为所签工程项目承建合同的双方约定不同造成的差异。“如果项目产权属于政府，对企业来讲，计入应收账款是恰当的；如果项目产权在移交前属于企业，则有可能计入在建工程（固定资产）或存货来核算。”
这一会计核算方法令中利集团的应收账款显得特别“扎眼”。
从扶贫电站应收账款占收入比例来看，这部分业务回款2018年较2017年明显变慢。此前，中利集团曾在非公开发行可行性分析报告中提到，因2018年3月26日，国家能源局、国务院扶贫办新发布的政策，不允许贫困县光伏扶贫项目贷款，造成上市公司光伏扶贫电站开发建设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增加，回款速度未达预期，导致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紧张。
中利集团提到的这项政策，是2018年3月26日国家能源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《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》，该政策规定，光伏扶贫电站不得负债建设，企业不得投资入股”。
中利集团董事长王柏兴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应收账款高居不下，是政策性因素造成的。“我们承接了50多个贫困县的光伏电站项目，合同约定这些电站产权是政府的，建成并网后政府可以拿资产去贷款或融资租赁，但这份文件一下来，贫困县不能获得贷款了，中利集团的回款也就受影响了。”
第一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中利集团向有关部门呈交的报告称，截至报告日35个贫困县累计拖欠扶贫工程款33亿元。公司为此承担了两年利息费用及应收款坏账计提共7亿元。造成公司2018年业绩出现亏损。
光伏扶贫电站项目，在产业扶贫项目类型中，列入“资产收益类”扶贫，一般来说，工程承接企业在电站建成并网后，将项目移交当地政府，当地政府受益电站资产收益，并解决部分贫困人口就业，从而实业从“输血式”扶贫向“造血式”扶贫转变。
除中利集团垫资以外，王柏兴告诉记者，个人股票质押融资也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产业扶贫项目。
2019年一季报显示，王柏兴为中利集团第一大股东，所持股份占总股本25.64%。截至2月28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柏兴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28936.18万股，占其持股总数的99.36%，占公司总股份的33.19%。
“质押资金除了增持公司股票以外，大部分都投到实业中。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到光伏扶贫项目中”，王柏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，“项目需要启动资金，我个人借出光伏扶贫项目20%资本金，出借总额达到6.05亿元，到现在还有4亿欠着没收回来。”
第一财经记者查询上市公司公告发现，因受光伏扶贫政策调整影响，应收账款上升或计提坏账的上市公司，或者巨额资产减值的，并非中利集团一家。
露笑科技光伏电站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显著上升。该公司2018年因光伏电站EPC业务而形成的应收账款，年末余额较同比翻倍，达到7.68亿元。
海陆重工子公司则以变通的方式解决光伏扶贫工程欠款。
海陆重工2017年收购了光伏企业江南集成。2018年江南集成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上年显著增加。该公司解释称，由于本年度光伏行业国家宏观调控，对于光伏扶贫电站不允许融资租赁等限定造成本年度应收款项较大，江南集成从事的光伏扶贫建设主要为阜城汇光2.68亿元等项目，目前已通过公司内部股权重组和政府回购解决工程款。
包括531光伏新政和光伏扶贫政策的变化对行业带来的影响下，海陆重工2018年年报一举对江南集成项目计提了8.14亿元商誉减值。
各家上市公司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化解和应对政策突变带来的影响。而中利集团光伏扶贫参与度比较深，由此形成的财务影响也更为明显。
“在去年去杠杆的环境下，中利一面偿还银行贷款，一面替扶贫项目垫资。在2018年还掉20多亿贷款的情况下，各贫困县欠中利30多个亿，这对一家民营企业来说，真的很难。”王柏兴表示。
2018年年报显示，中利集团短期借款由年初66.28亿元，下降为48.58亿元；长期借款由24.29亿元，下降为10.22亿元，有息负债累计下降31.77亿元，资产负债率由71%下降为65%，去杠杆力度较为明显。
受到531光伏新政和光伏扶贫新政的影响，中利集团在国内的光伏产能已大大缩减，开始转战国际市场。王柏兴表示，公司光伏电站项目海外在手订单形势不错，目前海外电站项目已有储备量2吉瓦以上。
前几年，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，由企业垫资的情况严重，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应收款，导致不少企业资金链吃紧甚至破产倒闭。从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，由企业垫资的政府投资项目，比如PPP和EPC项目，工程欠款拖欠严重，就财务报表而言，这些欠款反映在不同会计科目中，比如除了上文提到的应收账款、在建工程、存货等科目外，还有PPP项目形成的股权投资款，比如东方园林就将这类垫项目资计入“其他非流动资产”，2018年一季报，东方园林该项资产总额首次超过100亿元。
好消息是，2019年5月5日，国务院正式公布了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。该条例将于2019年7月1日起施行。该条例规定，政府投资项目开工建设，不得违规举债筹措投资资金、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。光伏扶贫作为一种政府投资行为，也将受此条例约束。但该文发布之前，光伏扶贫企业大量存量垫资已经形成，这一难题等待各方找到一个合适化解之策。
来源：第一财经
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（坎德拉学院）：光伏企业因“扶贫”而贫？